不放弃奔跑
“定位显示已经到了？”刚来北京不久的网约车司机露出疑惑。蒲公英中学的东门就藏在刚刚经过的一面铁皮“墙”的凹陷处，一不留神就走过了。这个位于北京大兴区南四环老三余村的新校址，蒲公英已经用了6年。
2006年始，艺术家叶蕾蕾带领师生用艺术共创的方式改造了校门、教学楼等地，让蒲公英老校区从一个旧工厂摇身一变为色彩斑斓的校园。
“学校从来不宽裕，每个时期，钱都得用在刀刃上。”出来迎接的蒲公英中学教师李春宴说，目前东墙建设还在筹措资金。最高温度直逼四十摄氏度的夏天，这里的宿舍和教室还未安装空调。校园里随处可见手工制作的标识，红色的颜料，工整的小楷写着“储物棚”“自行车存放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等。
这个并不精致的新校区也来之不易。2017年，由于北京市统一城市规划，租用的老校区面临拆迁，建设中的新校区一度因为资金不足被迫停工。当时创校校长郑洪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在各界爱心人士奔走支持下，新校区于2018年正式启用。
回顾19年建校史，这样的“办学危机”还有不少。首先是办学资质的取得。
办学校的念头来得很单纯。郑洪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多年，对公益慈善文化深感兴趣。49岁那年，她去哈佛大学攻读了公共管理学硕士，专门研究非营利组织。时值北京筹办奥运会，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大量农民工涌入首都。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当时颇受关注的现实问题。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蒲公英筹建的2005—2006年间，北京市有近40万农民工子女。对应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北京出现了约35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
不过郑洪调查发现，这些学校以小学为主，且因为硬性标准达不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取得办学许可证，而建设投入更大的中学更是没几人愿意做。按照有关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须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例如，体育场地应当满足200米（或以上）环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
郑洪想要填补这块空白。2005年春季，郑洪牵头和一批知识女性募捐集资，在北京南五环，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租下了一个废弃的开关厂厂房用于办学。在各方努力下，2006年1月，大兴区教委下发《关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的批复》，郑洪如愿拿到了办学许可证。
之所以起名叫“蒲公英”，是因为郑洪觉得它仿佛是流动儿童的写照。这些孩子就像蒲公英，跟随父母四海为家，但生命力顽强，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
评价学校教育的成果，社会的评价标准非常简单直接。除了学业成绩提高幅度大，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高，蒲公英的社会知名度还来源于一些典型：学校3000多名毕业生里，有22个孩子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深造。其中，曾经广受媒体关注的一件事是，2019年，蒲公英毕业生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除了创校校长郑洪，段孟宇是蒲公英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人。“名校”“逆袭”“反哺”，她身上有多个难得的故事元素。这个来自河南周口农村曾经的流动儿童，从蒲公英毕业后本打算在北京读职业高中，在学校和爱心力量的支持下，一路读到了哈佛大学教育管理研究生，等到留学归来她选择回母校任教。
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对郑洪说：“我们办学就是让这些流动儿童不失学，能读上书就很好了。”郑洪并不完全赞同，她不仅想让孩子有书读，更希望他们接受优质教育，学会做人的道理，自信而快乐地融入这座城市。
让学生参加体育比赛也是建校初期郑洪坚持的事。即便这群初中前甚至没上过几节正经体育课的孩子，很难在传统体育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学校重视体育，是希望学生感受到运动的乐趣，发现自己的优势、战胜自我。
李威最近一次哭是跟蒲公英中学体育老师李桐视频通话时。当时他刚跑完一场北京市大兴区中学生3000米田径比赛。11分59秒是他个人最好成绩，不过在30多名参赛选手中，他的名次排在下游。赛程刚过半，李威的嗓子开始喉咙肿胀充血，看着身边的学生一个个超过自己，脑子里闪过放弃的念头，最后他“靠着意志力”冲向终点。
李威哭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听到教练李桐的一番安慰。李桐回忆，李威刚入校时脸比现在圆一圈，现在能站在比赛场上，早就超越了过去的他。李桐让他明白，他能跟那些更早接触长跑专业训练的北京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跑得还比之前快，应该感到自豪。发现差距，要学会总结经验教训，争取下次再有提高。
李桐还希望他，未来即使面对强大得多的对手，也能像今天这样，不放弃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