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家书屋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建设阵地之一，在实践中具有延续文脉、留住乡情、联结文明的重要作用，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但是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农村公共文化场所还存在诸多问题，如“重建轻管”“建管分离”等，不利于提升乡风文明建设。农家书屋在城镇化与数字化浪潮中该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有丰富的历史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为乡村振兴持续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与“灵魂”。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村庄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将其与社会变迁和时代内涵有机融合。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的、农民自己管理的、能提供农民实用的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农家书屋工程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实施的一项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其政策目标是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保障农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农家书屋作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阵地，各个地区纷纷涌现了不少创新做法，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场地，也为政务机构、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多元参与建立了桥梁。
但实际情况是，农家书屋在数字化与城镇化双重变迁下面临乡贤能人流失、实用价值降低、覆盖层面不足等困境。农家书屋的建设实践是多样性的、符合当地特色的，在具体落实中如何将精神文明建设与村民实际需求有效联结，成为更好发挥农家书屋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
案例呈现：现代化浪潮下被裹挟的农家书屋
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是在福建省“农家书屋工程”政策驱动下产生的第一批试点项目，其前身是后垱自然村台山书院旧址，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该地区打造出一条具有特色的路线，得益于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台屿农家书屋经历了搬迁后实现了跨越式的改造与提升。不同于传统农家书屋的发展模式，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有着独特的治理叙事。
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将文化惠民的触角延伸至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诉求进行职能拓展。例如，农家书屋超越了“书屋”本身的功能定位，将闲置的书屋变成当地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活动场所。在当地乡贤能人的自发组织下，农家书屋通过场景利用与氛围营造，先后举办了书法、象棋、剪窗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台屿农家书屋与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仓山区文化局多个机构进行合作，采取定期流通、及时更新的做法使藏书类型尽可能覆盖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将农家书屋“有限”的空间拓进行“无限”的资源整合，形成动态的、包容式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的创始人由当地的乡贤能人自发组织后，规模逐渐扩大，吸引了政府关注与其他行业的支持。书屋管理场域形成了政府主导、自主管理、自我服务、多元参与的四元模式。譬如，农家书屋与福建省高校签订共建协议，一方面优质的师资与教育力量为农家书屋带来教育指导与服务，另一方面书屋也成为各大高效、政府机构的实践基地。
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的实践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但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村民文化意识的觉醒与异质性需求的增长，农家书屋需要在立足于本地特色的基础上把握转型的方向，寻找有效的突破口，主动适应浪潮下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颠覆与再塑。在具体实践中，台屿农家书屋也同样陷入了管理和营运的藩篱之困。具体如下。
异质性需求与供给效率的非均衡性
在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中，供需平衡是数字农家书屋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理想范式[1]。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技术革命与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和高效。在政府单一格式化供给模式下，农村地区无法建立起以居民文化需求为导向的供给机制，村民对文化惠民工程开展的活动和延伸项目的参与热情也不高。一方面，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可替代性，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不符合农村居民的主观期待[2]。尽管台屿农家书屋制定了图书定期流动制度，但信息的滞后性掣肘着民众获取更加专业、更具有时效性的资源。此外，人们借助线上平台可以学习网络课程和进行技术培训，因此数字资源成为人们提升自我能力的重要渠道，并间接性地与个人机会和经济收入形成正相关关系。保证农家书屋的文化资源与当地村民的需求高效匹配，显然依靠物理运输与特定的空间流动是无法实现的。在未来，农家书屋的数字化转型应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依托一体化的数字智能平台，实现个体与馆藏资源的深度连接。
传统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逐渐降低
福州市台屿农家书屋主要依赖地区某一群体自发组织，具有很强的自我管理特征，且农家书屋的主要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当地居民，形成了以乡贤为主导的运营模式。他们生活在这里，对村庄事务与村民情况更熟悉，台屿农家书屋的创办者将当地原有的藏书作为起始资源，先后不断进行扩充，但由于创办者大部分都是村中退休人员或年长者，运营模式缺乏人才，导致农家书屋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迁移，尤其是青壮年，他们的离去使农村陷入“空心化”局面，留守人群大多是老龄、低龄群体及部分女性，能够为农家书屋提供长久力量的群体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台屿农家书屋因具有公益组织性质，主要由流动的兼职人员开展日常的书屋管理工作，而且兼职人员的薪酬与城市有一定的差距，人员流失严重，从而加剧了管理者身份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后期资金注入的不稳定
在对台屿农家书屋进行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其缺乏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统筹规划。事实上，台屿农家书屋面临与大部分其他书屋同样的困境，即专项资金的一次性拨款后，缺乏对书屋设备维护、数字化转型的后期考虑。尽管台屿农家书屋馆藏资源丰富，但在未来图书的修补和更新以及运营势必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如何保证农家书屋的惠民性质，避免其后期因缺乏资金而转向市场化运作，相关政府部门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定期与村委会干部、书屋管理者进行交流，从发展前景、资源调配、人员配置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指导与规划。事实上，农家书屋的管理可以参照图书馆的运营方式，但是在数字转型时期，农家书屋仍需把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放在首要位置。
何去何从：走向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
农家书屋是一项全国性的惠民工程。随着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农家书屋需要从拓展数字化资源入手，不断提升农家书屋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就现状而言，农家书屋建设面临的困境也是向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机遇。要想真正实现农家书屋与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这一目标，农家书屋就必须破解当下来自现实的各种障碍与阻力。
实现服务与需求的精准对接
数字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在于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3]。农家书屋有利于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其必须与乡村的社会基础相匹配，重视村民的真实需求，让村民在阅读书籍、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获得感。要想让数字农家书屋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深入了解当地村民的实际需要。
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组建涵盖图书情报工作人员、阅读基金协会、慈善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工作小组，对当地的人口结构、年龄层次、职业特征、阅读偏好等进行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资料有针对性地进行统一采购或借阅。
其次，村委会干部、书屋管理者应搭建社交平台，及时了解当地居民对图书类型需求的反馈和建议，动态性地调整书屋服务的资源供给。此外，依托一体化、集成型的技术服务平台，打造突破时空地域限制的、无需考量时间与经济成本的、随时随地获取数字资源的用户端口。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数字化产品在投放与使用之前，必须充分地考虑个体的文化特征，如个体特征中受教育水平、经济和政治身份等个体的文化特征都有可能成为制约农民阅读的重要因素，也会影响到其对外接技术的可适应性和接受意愿[4]。界面设计能够突显数字技术与乡土社会相结合的特征，保留人工服务渠道可以彰显数字技术覆盖乡村社会的包容性与友好性。数字化平台有利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传承与传播地区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稳定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的互动联结。
形成多元参与的互动逻辑
基于多元协同的治理逻辑，政府往往难以凭借一己之力保障农家书屋的可持续发展，但可以帮助相应的社会力量嵌入其中，形成乡贤、志愿者、企业组织的通力合作。政策支持、资源更新、考核评价应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加大对从事公益性文化产业工作者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扶持力度，吸引返乡人才投身于乡村建设，在考核晋升方面优先考虑村级后备干部，如此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农家书屋管理无人的局面，激活村级后备干部的“蓄水池”。
此外，政府应与当地居民形成通力合作、共同监督的协作图景，确保数字化公共服务与社会帮扶产生实际效益。
第一，收集当地居民对文化教育、生产就业等相关知识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向各大高校、科研单位、其他社会公益组织派发需求清单，充分调动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数字农家书屋建设的积极性。
第二，对从事公益性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员进行系统的岗前培训，在分配至不同领域后应为其提供文教服务，使其依托数字平台进行评价与反馈。
第三，对不同供给主体的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将供给主体的口碑及社会评价作为综合考虑，确保各主体履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规范性和正当性[5]。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宏大文章，乡村文化振兴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成效，进而决定着全面小康建设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乡村振兴必先提振乡村文化，通过乡村文化来为乡村振兴提供创新源泉并注入持久动力。台屿农家书屋可以充分利用乡贤能人群体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并以拍摄短视频、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推广宣传活动，丰富农家书屋的活动形式。
保障数字化农家书屋的后续配套资金
当前，台屿农家书屋的资金主要依赖地方政府投入，大多数用于场地建设、维护修缮、设备配套等多方面。农家书屋建设涵盖各个方面，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很难满足未来书屋数字转型的现实诉求。农家书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形成一套完善的资金配套体系。地方政府可以与地区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结对共建、结对帮带，运用企业力量开发设计文创产品。譬如，将台屿陈氏宗祠中的雕梁画栋、碑刻、文儒作品、乡村故事印制在相关产品上，使古老的村落成为凝聚乡情、传承文明的精神纽带。当然，农家书屋的资金来源也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例如成立数字农家书屋发展基金，有效发挥带头示范效应，以冠名、通报表彰等措施鼓励各行各业为农家书屋建设添砖加瓦。此外，当地政府应当尽快将数字化农家书屋的质量建设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提高对农家书屋的重视程度；并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研充分了解农家书屋的服务质量，将其作为影响书屋管理人员绩效补贴的依据之一。
结论与讨论
在信息技术时代，农家书屋突破传统形式走向数字化转型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未来，农家书屋应围绕以政府为中心、多种社会力量联动合作的治理场景，形成政策稳定、资金充足、人才创新的发展格局。数字技术赋能农家书屋，需要将乡村内在性、结构性与变动性的特征置于乡村社会和乡村主体内生的土壤中，以农家书屋为阵地，结合数字化手段挖掘传统村落蕴含的乡村乡情，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参考文献
[1]郎平.数字农家书屋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检视及其完善路径[J/OL].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8[2023-07-16].
[2]傅才武,刘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背后的体制溯源——以文化惠民工程为中心的调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47-59.
[3]吴理财.中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调查[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66-169.
[4]唐丹丹,郑永君.农家书屋政策执行的“内卷化”困境——基于全国267个村庄4078户农民的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0(01):159-169.
[5]廖晓明,徐海晴.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问题探析[J].长白学刊,2019(01):149-155.
